时尚界真能知错就改吗？可持续发展说多做得少

穿连体裤的女士遇到麻烦了。

Abigail Glaum-Lathbury 和 Maura Brewer 以创立理性穿衣协会(Rational Dress Society)而为外界所知，这个荒诞的马克思主义团体致力于用一件男女通用的连体裤替代衣橱中的所有衣服——这种短袖牛仔“一件式服装”不仅能当工厂制服，还是博物馆策展人青眼有加的单品，她们常用它搭配木底鞋和各种千奇百怪的耳环。过去三年间这两位女士每天都穿着这款制服，一路吸引了不少媒体关注，以及恶评。

2017 年，Glaum-Lathbury 和 Brewer 又出奇招。她们花了两个月时间，从全国各地搜罗来大量 Ivanka Trump 品牌服装，计划用这些回收而来的面料创作一款特别版连体裤：款式依然沿用她们标志性的工作室时尚风格，不过以千禧粉呈现。

不过过去一年里，这些 Ivanka Trump 废旧服装一直堆放在仓库里，无人问津，更别说粉碎处理了。事实证明，在美国，服装的循环利用比人们想象中的要难得多，也昂贵得多。Glaum-Lathbury 钻研了几个月如何粉碎布料，结果发现在美国只有三种可行的途径(包括两个大学项目和一家名为 Martex 的工厂)，且成本预计最高需要 5 万美元。Glaum-Lathbury 说道，“我们没想到服装的回收利用竟然会是这么大一个工程，”剑指过去几年来媒体对时尚业可持续发展和人尽皆知的循环经济的大量报道。

“随着了解的逐步深入，我越发清楚地意识到，‘原来循环利用基本上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她接着说道，“它的工程量很大，基本上你不可能把纤维混合起来。”

尽管有回收和重复利用的良好意图，不过服装垃圾还是与日俱增。目前全世界仅有四分之一的服装在使用期限结束后被回收。不过即便如此，回收之后循环利用的过程也是困难重重。大部分衣物加热融化后会变成类似聚酯纤维和其他合成物质一样的混合物，非常难以分解。

虽然循环利用混合纤维的技术确实存在，不过目前尚无法做到在行业内大规模普及。正因于此，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回收衣服被重新制作成新的服装，而所谓的“闭环”或“循环”系统，即回收、再生和重复利用材料的过程——传统线性系统(制作、使用、丢弃)的替代办法——对行业内的大多数人来说都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去年九月，瑞士快时尚巨头 H&M 旗下的独立慈善机构 H&M 基金会(H&M Foundation)联合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Textiles and Apparel)带头发起了一项操作流程：对混合纺织品进行热液处理，使其可重复利用，制作新的服装。该基金会计划在市场授权推广该技术，不过具体的时间线和推广计划尚不得而知。

目前理性着装协会收集的小山似的 Ivanka Trump 品牌服饰还堆放在 Glaum-Lathbury 位于芝加哥的工作室里，顶着时尚休闲、宏伟爱国的盛名，积攒灰尘。

不够快?

手握过量库存的并不只有理性着装协会。今年 6 月，H&M 透露其积压了价值 40 亿美元的库存商品，并打算通过捐赠或循环利用的方式进行处理。不过以上两种办法在Burberry看来都不是好的选择。据 BBC 今年 7 月的报道，Burberry 在过去 5 年间“销毁了”价值超过 9000 万美元的商品，以防止这些滞销产品被人盗窃或遭逢低价出售的命运，从而稀释其精心打造的品牌的含金量。

不过 Burberry 和 H&M 等数十家时尚界零售商都设定了在 2030 年实现 100% 使用再生或其它可持续来源材料的目标。即便你不是悲观主义者，也会质疑他们能否兑现誓言。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情况并不乐观。首先，全球成衣和鞋履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依然占到全球总排放量的 8%;其次，按照现在的趋势，到 2050 年，纺织行业消耗的资源数量将会增加到现在的三倍。

“现在的情况很危急，”时尚行业咨询顾问 Julie Gilhart 今年初接受 BoF 采访时说道，“我们必须改变做事情的方式，而这肯定不会很舒服。”

与此同时，服装利用率或一件服装被丢弃之前穿过的平均次数，与 15 年前相比降低了 36%。根据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提供的数据，2015 年，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群体，美国人丢掉的 2.62 亿吨固体垃圾中有 9% 以上是纺织品、皮革或橡胶制品。这相当于平均每个美国人制造了约 70 公斤重的服装垃圾。

放眼全球，每年 73% 的服装垃圾最后会落脚于垃圾填埋场或被送进焚化炉销毁，只有不到1% 的服装制作材料被回收起来。以上数据皆出自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发表的题为“新纺织品经济”(A New Textiles Economy)的报告。

“我们不应该只是努力‘少做不好的事’，而是应该改变我们制作和利用服装的方式。服装的生产和使用应该能够构建经济、社会和自然资本而不是让它们变得越来越少，”Ellen MacArthur 在 2017 年 BoF VOICES 峰会上如是说，“目前时尚行业正在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我们应该提高我们的期望值。”

看到一线希望的人并不只有 MacArthur。其他时尚行业内外的可持续发展倡议人士也认为，改善确实存在，不过速度很慢。

首先，行业内的大公司们开始公布供应商名单，如此一来，品牌方就需要为工厂的状况全权负责。这种做法的间接性影响是，服装工人的薪水有所上涨。不过悲哀的是，是在孟加拉国热那大厦工厂倒塌事件中丧生的 1134 名工人的生命促使了这些公司行动起来。

行业观察机构表示，目前的进展主要存在于透明度方面——从公布供应链信息开始，而减少环境污染以及循环利用和升级改造——服装生命周期结束阶段——的进展则止步不前。

可持续发展联盟(Sustainability Consortium)是致力于解决各行各业供应链问题的国际性组织，其科技发展部门高级主管 Christopher Cooke 表示：“高知名度品牌都在不断作出改进，而其他很多公司都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态度。”Cooke 说：“我觉得过去几年时尚行业之所以越来越重视可持续性发展，是因为服装垃圾和劳工权益等问题确实戳到了他们的痛处。”

根据 Vigeo Eiris 公布的 2017 年度公司人权报告，在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工人待遇方面，奢侈品时装、配饰和珠宝行业在 38 个不同的行业部门中表现最佳。Vigeo Eiris 是一家 ESG 评级机构，它将公司的环境、社会和管理举措转化为具体评级，供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考。

时尚革命(Fashion Revolution)是一家时尚行业观察组织，每年都会公布一份时尚透明度指数报告。它发现，自 2016 年起时尚行业的透明度指数每年都出现较大增长。该组织主管政策的负责人 Sarah Ditty 说道：“我们看到有 150 家大品牌发布了供应商名单，这种举措在 5 年前会被认为是疯狂的举动。”

全球时尚议程(Global Fashion Agenda)是 Eva Kruse 在 2016 年创立的一家关注时尚行业各领域可持续性发展的组织。今年，该组织公布的时尚行业总“分数”从去年的 32 分上升到 38 分，总分为 100 分。该数据反映了供应链各个环节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以可持续发展成衣联盟(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tion)研发的 Higg 指数为依据。分数越高，表示其影响的积极性越大。“我觉得除了行业本身，消费者的意识也在不断提高，”Kruse 说道，“不过，很多东西的进展还是太慢了。”

结构性障碍

Simone Cipriani 表示，改变进度缓慢只是更大问题的一个表征。Simone Cipriani 是“道德时尚倡议”(Ethical Fashion Initiative)的创始人，该组织受联合国委托，在 Stella McCartney 等国际时尚品牌与肯尼亚、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等发展中国家的工匠之间充当联络人。

Cipriani 表示：“人们其实一直想要采取一个更普遍的符合伦理道德的框架，不过这个行业的商业模式的架构方式依然是(围绕)劳动力成本做文章。 几年前，(我们的影响)报告还无人问津。而现在，几乎所有人都争着抢着要我们的报告。”

这位联合国资深人士指出了时尚行业存在的“竞相触底”现象，或者说内在的压力，即通过最大程度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利润空间的最大化，并向消费者提供诱人的低价——这反过来又诱使许多人购买更多的衣服。另外，在探讨这个复杂的问题时，自动化对就业和工人工资的影响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本年度的哥本哈根时尚峰会暨全球时尚议程年度会议上，Kruse 联合 Target、Kering 和其他时尚行业领导者揭晓了一份“首席执行官议程”(CEO Agenda)报告。该报告的核心思想是创建一个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作为时尚企业高管遵循的指导原则，其主体包括七大优先事项。

作为对该议程的补充，会上还提出了 2020 年循环时装系统承诺，由一系列旨在废除所谓的“线性”支出系统的回收、转售和再利用的目标组成。根据全球时尚议程，截至 2018 年 6 月，已有 94 家公司签署了这一承诺。

这些公司能否达到目标且按下不表，不过他们的签名标志着时尚行业开始从顶层着手，以温和，如果不是初级的方式改变商业模式。

不过只要时装行业继续生产标价 5 美元的T恤衫，并推动潮流和时装季无休止地加速运行，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实质性的变化是否会出现。一些人已经公开表示，这些举措是赤裸裸的伪善。

“一件产品需要经过播种、种植、收获、精梳、纺纱、针织、裁剪、缝制、修饰、印花、贴标签、包装和运输这么多环节，它的价格怎么可能只有区区几欧元呢?”时尚趋势预测师Li Edelkoort 在 2015 年写就的《反时尚宣言》(Anti- Fashion Manifesto)中对时尚界发起了控诉。“消费者当然会受到这些价格的诱惑，不会抵制这些公司，”她接着说，而与此同时这些“抄袭 Hedi Slimane 和 Christopher Bailey 作品的公司都赚得盆满钵满，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的惩罚。”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如果你觉得 Edelkoort 评估行业整体进展时过于严苛或有失公平，刺痛了你的心，那么不妨花点时间琢磨一下以下几个数字。无步行基金会(Walk Free Foundation)预计，目前全世界有 4300 万人受到奴役，而时尚行业是仅次于科技界的第二大罪魁祸首。另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2016 年公布的数据，每 10 个孩子中有 1 个被强迫劳动，这相当于全世界有 1.5 亿名童工。

“你不能只说空话，还得付诸行动，”拉各斯时装设计周(Lagos Fashion and Design Week)兼尼利日亚经纪公司 Style House Files 创始人 Omoyemi Akerele 说道。在 Akerele 看来，目前的讨论还没有触及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比如如何让人们认识到“将服装垃圾倾倒在第三世界国家是不对的。我来自一个全世界的二手服装都被运到那里的国家，”她继续说道，“想象一下，假设没有这些垃圾，我们可以做什么?想象一下这会对我们当地零售业产生什么影响。”

另一个被既得利益者压制的话题是电子商务对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电子商务不仅尚不能抵消实体零售的环境影响，还产生了更多的碳足迹。试想一下，亚马逊 Prime 会员平均一年下来会经手多少纸板和塑料气泡。

对于诸如此类的复杂问题，虽然目前尚无定论，不过清楚的是，时装产业尚未做到遏制自身对环境的影响。事实上，根据 2018 年 Quantis 的一份报告，如果按目前的速度继续生产，到 2030 年，时装行业对气候的影响预计将增加 49%。

认知失调

我们面临的最大一块绊脚石是：只要服装生产继续以当前的消费文化为基础，资源终有一天会被耗尽，而垃圾填埋场则会越来越多。而为这种消费文化不断推波助澜的是某些贪得无厌的公司，他们无视底线，一味追求增长和扩张。

“循环经济”能成为可持续未来的首选路径是有因可循的——比起令经济规模缩小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它更具优势。即使最诚恳、最有良心的品牌面对这一事实也会左支右绌。虽然明知需要在时尚领域做对的事情，然而奈何时尚本身就是对立面，这让他们的认知失调。 “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件事是不可持续的，”2013 年在纽约创立可持续品牌 Behno 的 Shivam Ponjya 表示。受热那大厦惨案的触动，他开始做相反的事：在印度建立了一家服装厂，工人的工资高于最低生活工资，并享受医疗保健。

“过程中总有一个环节是无法持续的，”Punjya 承认，“不过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是在了解了所从事的体系之后，尽可能地做到可持续发展。”

Suzanne Rae 是一位活跃于纽约的设计师，她的同名系列产品旨在将可持续实践与女性主义意识结合起来，不过生产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让她不知所措。近年来，随着 No. 6 和 Opening Ceremony 等零售合作伙伴的需求增长，Rae 扩大了自己的业务规模。 “我们目前只做(春夏和秋冬两季)。我没有办法再多做一季。我不希望过度供给，”她停顿了一下说，“发展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这点我很难接受。”

“老实说，我不知道答案，”她继续说，“不过我真心觉得，说到底就是要关爱自己，关爱他人，这样就算做到可持续发展和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了。”

有进步，但还不完美

虽然时尚界充斥着可持续发展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过早期的时尚企业家，如 Punjya 和 Rae 等人还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线希望。对于 Isko 这家全世界最大的牛仔布制造商来说，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在染色环节减少化学用品的使用，并允许全体 3000 名员工加入工会组织。

“从定义上来说，时尚是不可持续的，从运输到所有权，再到租赁再到转售，”Isko品牌总监 Fabio Di Liberto 说，“我们不是鼓励减少消费，而是鼓励更好的消费，更优质的消费。” Isko 拥有 2000 多家客户，为从 Reformation 到 Stella McCartney 在内的多家零售商生产牛仔布。今年，该公司对其生产的所有布料进行了生命周期评估。

包容性和多元化

时尚进步的另一个微小但乐观的标志是今年 9 月刊封面所呈现出的多元化，从 Beyoncé 担任美国版《Vogue》的封面女郎到 Tiffany Haddish 登上美国版《Glamour》封面，不胜枚举。而且今年有多期杂志以黑人女性作为封面模特。比如，加拿大版《Elle》邀请了 Tracee Ellis Ross，英国版《Vogue》邀请了Rihanna，美国版《Marie Claire》 Zendaya，英国版《Elle》 Slick Woods 以及《Porter》Lupita Nyong’o。

“这真的很有意义……这说明了未来的趋势——代表性不仅体现在封面上，而且还延伸到了幕后的创意人员中，从导演到摄影再到造型，”Akerele 说，她似乎深感宽慰，因为这一代年轻的黑人女性可能不必“(只)依靠《Essence》和《Ebony》来了解适用于黑人女性的下一款美容产品是什么。”

显然，要纠正时尚界的多元化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人提出告诫称，时尚行业必须提高警惕，以防现在的成果转瞬即逝。在董事会和首席级高管层级，性别多元化的水平仍然很低。在市值最大的 15 家时装公司中，近四分之三的首席执行官是男性。

然而，去年标志着世界各地杂志封面最多元化的一年。有趣的是，去年非白人在封面出现比例最高的是在迪拜出版的阿拉伯版《Vogue》——12 期杂志封面均以非白人模特呈现，邀请了 Imaan Hammam、Halima Aden、Rihanna 和 Jourdan Dunn 等一众名人担纲主角。“我希望夜深人静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这件事我做对了，”该杂志的主编 Manuel Arnaut 解释道。

“我还是个年轻记者的时候，常听年长的编辑说，如果封面是黑人模特，那么这期杂志多半卖不太好，”Arnaut 接着说道，“不过我们反响最好的几期封面是以黑人女性、年长的女性和身材丰满的女性担纲主角。”

不管是从多元化、可持续发展还是伦理道德来说，Arnaut 看似简单的观察都传递了一条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常有人告诉我们，拥有道德的天平和享受商业上的成功这二者是对立的。不过只要有足够的决心、协作和共同投入，不断推动时尚行业向前发展，那么做正确的事也可能会意味着做有利可图的事。

除此以外，我们真的还有其他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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